社會學是在19世紀這個動盪不安的時代產生的。當時法國皇室遭到推翻，接著，拿破崙統一歐洲的企圖也被粉碎。處在如此混亂之際，社會學之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認為要改善社會，就必須發展社會的理解科學，同時對人類行為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他發明了社會學這個術語來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但是孔德對後世社會學發展的影響，遠不如以下三大社會學家。那就是馬克思(Karl Marx) 涂爾幹(Durkheim)和韋伯(Weber)。
馬克思:
馬克思的主要著作有《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等書。他主要針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的批判，目的在於透過實踐來改變社會。
馬克思指出了資本主義當中的二種主要元素。第一種是資本。即任何資產。包括金錢、機器、工廠。透過利用資本進行投資可以創造未來的資產。資本積累的第二種元性，便是勞動者。勞動者係指那些沒有維持生活的手段，必須要找到資本占有者所提供的工作的貧困工人。那些擁有資本的人，即資本家，也同時構成了統治階級。而大多數的人則構成勞動階級。雖然這二個階級之間的關係看似相互依賴，但是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是非常不穩定的。這二個階級是剝削與被剝的關係。工人很少對其勞動力的控制權，雇主則可以通過佔有工人的勞動獲取利潤。
由於資產階級控制了社會上的重要資源，因而也支配了社會的所有人民，並使大眾無法抗拒並容許他們的控制。又由於資本階級掌握傳播工具、學校和其他的主要社會制度。所以資產階級企圖以社會化的方法灌輸無產階級的尋常看法和想法，並使無產階級無法對被削的狀況產生正確的知識。因此，
馬克思用「疏離」(alienation)這個概念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勞動特徵，「疏離」的原始意義是指與自己本性相違背。馬克思指出工人的疏離主要有四個層次:
- 工人對自己的工作成果的疏離:工人不能依自己的想望來製造產品，而且工人的工資過低，無法購自己所製造的產品
- 工人與工作過程的疏離:工廠工人不像早期的工匠，能夠在製造過程中表現自己的技藝，工作現在成了無聊的單調、重複的動作，只受制於沒有人味的機器
- 工人與他人的疏離:工人與其他人(特別是資本家與工作伙伴)常常是建立於我為利益為主軸的契約關係之上。
- 工人與自己的「疏離」: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與作為一個人的真正旨趣(對社區和文化生活的參與)相違背，壓抑了人作為主體的人性感覺。資本主義是剝奪人性的制度，而使工人與自己的原本性格疏離。
簡單來說，在馬克思的眼中，社會根本上分化為利益相互衝突的二個階級。整個社會的經濟、社會與政治關係，都是為了保障資本家對工人的絕對支配。因此馬克思主張，工人必須推翻現存的階級制度。也許你聽夠有關於馬克思的政治革命思潮，馬克但是馬克思對社會學的發展卻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他特別強調可以影響個人社會位階的群體歸屬與結合。像是性別、年齡、種族或社會階級來劃分，這些類別如何影響個人的態度和生命。
涂爾幹
涂爾幹的貢獻在於將社會學發展成一門正統的學術性學科。他的社會學中心概念是建立在社會唯實論上。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整體，不能縮減到各人的。也就是說，社會事實(sociological realism)才是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因為它們是控制個人行為的外來力量。社會事實可能存在於人們的社會互動當中，也可能記錄在社會風俗習慣及法律裡，實際上，社會事實是一種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也就是那些用來形塑我們個體行動的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的影響。像是道德、法律、宗教或是經濟等等
涂爾幹感興趣的是社會團結和精神團結。也就是了解社會是如何結合起來，免於混亂的原因。涂爾幹認為而只當個體被成功地融入社會群體，並且接受一套共享的價值和習俗的調整時，團結才得以維持。涂爾幹藉由研究澳洲阿狼塔部落，注意到宗教在阿狼塔部落所扮演的功能，以及部落生活對形塑阿狼塔部落宗教的重要性。涂爾幹認為，如同其他形式的群體行為一樣，宗教強化了群體的團結。
在《社會分工論》一書中，涂爾幹對社會變遷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工業時代的來到意味著一種新的團結形式的出現。在前工業時期，社會團結的方式是所謂的機械團結。而在工業時期，則是一種有機團結的方式。
在有機團體結為主的前工業社會，是一個勞動分化程度低的傳統文化社會。大多數的社會成員從事的職業相似，共同的經驗和共享的信念把他們結合在一起。這些共享的信念具有壓制性，會懲罰那些挑戰傳統生活方式的人。這種方式縮小了個人持異議的空間。然而，在工業社會中，工作的專門化和社會分化導致了一種新的有機團結。社會是靠人們在經濟上的獨立和承認其他人的貢獻的重要性來維繫的。故經濟交換關係逐漸取代了共享的信念。當過去傳統的生活方式、道德、宗教信仰和日常生活瓦解的同時，卻沒提供明確的新的價值觀，便極大地動搖了過去由宗教所提供的傳統道德控制和標準。人們無法像過去一樣共享共同的信念。這種因社會生活所引起的失落感和絕望感，常常令人不安的狀態稱為迷亂(anomine)。迷亂常常在社會經歷重大變遷時發生，在此期間，人們容易產生困惑，並且無法適應新的環境，因而也有可能自殺的傾向。
在涂爾幹的《自殺論》當中(suicide)就利用了統計來說明自殺並非完全是心理上有問題。很有可能是社會結構的問題。特別是社會整合的程度會影響一個社會的自殺行為。也會決定自殺率的差異性。由於社會不同程度的社會整合，涂爾幹認為自殺可以分為四類:
- 個人主義:又稱利己式自殺，指個人私利至上，社會公益次之。例如:天主教徒較團結，有整個的信仰與權威，故自殺率較基督教徒低。在禱的整合程度低的情況下，此類的自殺率較對提高。
- 利他主義:又稱為利他式自殺。在此社會中，社會至上，個人其次。團體責任遠超過私人利益。人們傾向於效忠社會。社會整合程度高。二次大戰時日本軍官的切腹自殺，即屬於此類。
- 迷亂形自殺:係指當社會日趨解組，社會秩序遭受破壞情況下，人們無所適從，所產生的自殺的行為。像是華爾街的經濟崩盤時，許多的人進行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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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命主義:在此種社會中，人們沒有自我決定的能力與權利。一切聽天由命，像是被迫陪葬的奴隸，即為宿命式的自殺。
在前文當中提到，涂爾幹關心的主題是社會是如何團結起來的。因此涂爾幹也特別關心當代社會所產生的迷亂的問題。他提到工業社會所造成的疏離、寂寞、孤單的危險。他主張社會學應該為社變遷指引方向。因此，他鼓勵成立新的社會團體，一種介於家庭與國家之間的團體，像是工會團體等非營利性的團體。以利能夠在這個巨大且冷漠的社會中，提供成員一些歸屬感。
韋伯
韋伯反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觀的觀點，在韋伯看來，經濟因素確實是重要的，但是人們的理念和價值觀也對社會變革具有同樣的影響力。與馬克思和涂爾幹不同，韋伯認為社會學應該關注社會行動而不是社會結構。他認為，人類的動機和理想是社會變革的動因。他與涂爾幹和韋伯不一樣，他不相信外在於或獨立於個體之外的社會結構。相反的，他認為，社會的結構是由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之間複雜的相互影響所形塑。社會學的工作是理解這些行動背後的意義。因此，社會學就是一種試圖了解社會行動的科學。
舉個例子來說，韋伯看待資本主義的視角便與馬克思相當的不一樣。他認為是人們的思想態度改變之後，才堆起了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韋伯認為資本主義出現在西方而不是中國和印度主要的原因和基督教信仰有關。西方在宗教改革之後，出現如喀爾文教派的勢力，其教義嚴格要求信徒以制欲精神、恪遵教義、在世間事奉上帝。由於新教徒對自己行為的嚴格要求，致使其行為相當理性化．，結果建立了理性的工作倫理及勞動組織，進而累積財富。韋伯認為新就徒的有意義的行為與資本主義精神之理性計算能力的出現有密切的關聯。因此認為基督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韋伯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分析是想要建立一個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理論。所謂理性化係指現代西方社會重視以最有效的方式達到目標的行動過程。他將科學、現代技術和科層制的發展總體描述為理性化。也就是一個依據效率原則，以技術知識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社會和經濟生活組織。若在傳統社會裡，宗教習俗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的態度和價值觀。但在現代社會則是出現在從政治到宗教再到經濟行為等越來越多的生活領域的理性化。
在韋伯來看，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都是更加趨向理性化的證明。支配資本主義的並不是所謂的階級鬥爭，而是科學計算和大規模科層組織的興起。一種能夠把眾多的人進行有效組織的方法。韋伯使用了除魅化(disenchantment)一詞來描述現代世界的科學思想是如何對過去的情感性力量進行掃盪的。
韋伯對理性化的結果並不完全持樂觀的態度。他害怕作為一個體系的現代社會通過試圖規範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來壓垮人類精神。他尤其擔心科層制潛在的壓抑性和非人性化的作用以及它對民主命運的的影響。
最後，必須特別提到，韋伯在研究方法上有二個重要的主張:
1.瞭悟(verstehen，此德文的意思是了解或洞察)
韋伯主張，我們不能使用標準的方式來分析社會行為，因為這和量體重或測量氣溫截然不同，為了完全理解社會行為，必須了解人類行為的主觀意圖。也就是必須去了解當事人是如何看待與說明他們自己的行為。舉例來說，我們假設社會學家要研究的是學校社團中成員的地位高低。我們可以透過問卷項目，如課業成績、社交技巧、社團資歷等等。在研究這些問題時，研究者必須考慮到人的思想、信仰與態度。
2. 理念類型(ideal type):韋伯提出了一種理想類型(ideal type)的概念作為社會學研究的工具，並用之以探討個案裡的類似點和差異點。他認為這個理想類型的應用是比較研究方法的基礎。這個理想類型並不一定要跟事實完全吻合，因為它的建立是依據普遍原則，而非特殊的個案特質。韋伯提出的三種權勢的理想類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認為一個政權或團體的領，可經由世襲說獲得傳統權勢，也可能是因他個人的聲望人格而得到神格性的權勢，或者經由理性規則的安排而得到理性的權聲。這三種權勢:傳統的(traditional)、神格的(charismatic)及理性的(rational)都只過是理想類型的運用。因為事實上，絕大多數的領袖權勢的取得並不單由這三種類型之一而產生，而多多少少總牽涉到另卜二個特質。例如像是許多政治領袖的權勢，雖然常常是經由理性的民主過程而獲得，但是或多或少都帶有個人神格性的魅力。
